[ 鮑德熹·Peter Pau ] 鲍起鸣 VS 鲍德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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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9 11:08 | 只看该作者

采访鲍德熹

记者：您更喜欢做导演还是摄影？
鲍德熹：我两个都喜欢，做导演就是每一天工作的时间很长，象《天脉传奇》用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做摄影时间很短，拍三部戏导演一部戏都没有做出来，但是无论怎么样有时看题材看剧本，如果有好的剧本自己会做导演，跟别的好的导演合作，我也会做摄影，这也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的吸收新的东西，做导演是很孤独的，做导演从头到尾的工作都是由你来决定，但是你做摄影的时候你看很多东西都变得很客观，导演很主观，做摄影的好处没有压力，两个不同的职位有很多共同之处，摄影是做影象，把导演脑海里中想的影象东西全都搬到画面上，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刻的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对白，导演的动机，这也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做导演不光是从影象中自己做出决定，最重要的是把故事的精髓说出来，把你自己个人的东西加进去，把和演员的沟通，把他最大的演技发挥出来，这跟摄影有共同之处，算了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如果从导演摄影，导演其他的电影的工作岗位来说，摄影是最接近导演的位置，其他的就是美术指导，剪切，但是导演无论如何给你一个你真是要自己去掌握这个戏的重点，把戏讲的好，讲清楚，讲的有趣，做为导演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摄影指导能做的事。

记者：你觉得做导演和做摄影是不是发生冲突？
鲍德熹：因为现在的题材在国内拍摄，在拍摄的角度来说我的经验还是有的，所以我自己才兼任摄影指导，将来工作更多，大量的时候把摄影指导的工作让出去，原因是专心做好导演的工作，因为现在很不容易交给别人影象的东西，因为影象需要很多沟通，从制作角度来讲非常准确和快，不可以是我们有了想法在行进的过程中慢，从这方面投资者一定会考虑，等于是演员做导演，也会想演戏，一样的道理，现在是摄影做导演，他们会觉得这个会保证这个影片出品以后影象会达到什么标准，从我的角度来说，导演的工作绝对是的繁重，不能兼职，需要全力投入。

记者：这两个工作是不同的，有什么最主要的区别，你在做摄影的时候跟导演有什么沟通的？
鲍德熹：有好处也有不好，好处就是我刚才说的工作时间会快的多，因为我从构思、重点在哪里、影象在哪里，那个构思已经包括了我的摄影指导这个工作了，从导演的角度来讲，我用什么镜头来拍，用什么镜头运动，用什么色彩，用什么时间，这个导演和摄影的沟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另外一个好处我在跟演员沟通的时候，演员在彩排这场戏的时候，那个演员表演的方式，我们用什么角度去拍，演员用什么样的姿势，在什么地方开始，这场戏是怎么结束，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摄影跟导演很多沟通的，在这点已经省略了，我一个人已经做好了这两个工作，不好的方面就是我觉得少了一个人去给我一个第二意见或提醒我，通常摄影指导特别是我的工作一直做了三十几部的电影摄影，我通常都是一直剧本来了，明天或跟着要拍什么戏，我都要仔细看这个戏，分析这个戏，在跟导演沟通的时候，他的意图他们位置说完后就跟导演反映，我们有很多意见加进去，当时导演就会觉得有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戏，我觉得从将来的角度来说，做导演的时候就不会做摄影指导。

记者：你谈一下你们电影之家，你姐夫的电影我们以前看过的？。
鲍德熹：我妈妈跟欧阳玉倩在广西从事话剧，妈妈那个时候演舞台剧，比我爸爸演戏还要早，到了香港以后就组织了长城凤凰，爸爸妈妈都在凤凰公司里工作，爸爸后来也拍电影，从演员开始，后来当导演，退休后拍电视，直到几年前因为身体不好，才停止演戏，另外我的姐姐小的时候就去长城演戏，演电影，后来加入电视台，做主持，这些东西本来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十三岁去了广州市第六中学念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念了英文，然后去广州市第五中学教书，共教七年，然后回到香港，在中国银行做事，在两年当中自己看了两百部电影突然间对电影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方面原因想起小的时候去电影制片厂拍戏，看他怎么拍戏，第二是银行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对我很不适合，后来考到了艺术学院，我自己二十七岁的时候才去念大学，回来后已经三十一岁了，回来后做一个导演，摄影，很多人找我做摄影，一直到现在大概十八岁历史拍了三十多部戏，我姐姐和姐夫在长城一起演戏，我父母不支持我去学电影，由于我自己很坚决，就去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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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时你那么小怎么把你送到广州读书？
鲍德熹：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是个爱国人士，防止我在香港学坏，那时候我不习惯，我还是报考普通的中学，是中山大学附中，到了那个地方，很多同学都赤脚不穿脚很普实，我也要跟他们一样，不要搞特殊，不要跟别人不一样，上课也不穿鞋，很舒服，那种朴实的生活的基础慢慢的宣染了我以后整个人生当中，香港有很多豪宅，很多人特意把自己的家布置的跟宫廷一样，我现在用的很简单，可能是跟我小时候生活的背景有关。

记者：文革开始了，你没有想回香港吗？
鲍德熹：那时候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回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做大事业，那时候还准备上山下乡去农村，没有象现在怕苦，觉得就应该去吃苦，把我分配到外语学院教书，我十九岁就教书了，我教的第一班的学生是中午的学生，比我小三岁。

记者：你说你家里不太支持你搞电影，为了这件事有没有发生矛盾？
鲍德熹：最大的矛盾，支持不支持我学电影还是经济上，去外面念书学电影，不光是学费，学要拍电影，最重要的是有影片来拍，拍十六毫米的，幸好当时妈妈退休了，妈妈很支持，拿了很大部分的退休金，父亲后来又加入了无线电视台，所以我是比较幸运的。

记者：刚才你姐姐说在六七十年代左右派分的很清楚，你回到香港以后，有没有觉得**
鲍德熹：我觉得我的家庭绝对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父母是个爱国者，不需要隐瞒的，小时候我父亲教我的第一首哥就是《国际歌》，可能是一个熏陶，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爱国的，回去念书将来出来毕业了，回来搞电影，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做出应有的文化贡献，拍了电影以后，也把中国的文化弘扬到国外，也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但我们不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去硬推销国产的感觉，我们是把中国的文化和现代中国的感觉介绍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了解到中国，这是我们的背景，也是我想做的事，当然从艺术上来讲，艺术不分国界的，以后我们去拍美国的电影，拍美国的题材，到好莱坞去发展，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现在生长在香港，我们拿的是特居执照，我们永远是中国人，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觉得很自豪，我觉得住在香港很舒服，退休以后我会觉得国内很舒服或国外很舒服，绝对没有地理环境的范畴，记得我父母跟我讲周恩来总理没有死的时候，他跟香港的长城凤凰的电影工作者说的一番话，其中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应该是灰色的，你们应该是把人生中好的东西正面的信息带给大家，但我们并不是要求你们把我们现在革命的主题带给海外，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我们国内应该自己要做的。当时他跟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有了很明确的指示，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突然间宣传了上山下乡，宣传要变成工人才是最好的，所有这些都把当时的电影的主题过分的走化，就变成了香港的人看起来是为共产宣传的，影响了当时香港爱国电影的发展，所谓爱国电影是健康的不搞色情的主题健康的电影，包括歌颂中国伟大的诗人，完全符合当时制作的方针。

记者：你刚才说去美国读书，在香港发展，你也说二十七岁才去学电影，你学成归来以后在香港创业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起初创业是不是有难？
鲍德熹：在香港创业电影的时候当然是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比较幸运，我回来拍电影的那个年代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全盛时期，所谓的全盛时期就是说它的动作片刚刚走向成熟，刚刚被世人接受，所以香港在那个年代里制作电影是最多的，最高峰的时候我去拍《生死关》、《捌豪》，那个电影的时候香港电影是每年年产200多部电影，香港那个小城市，就可以有那么多的电影，就证明它非常非常的兴旺，兴旺就等于工作，很多戏时候就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那个时候每年可以平均拍三四部电影，工作量很大，但是也有挫折，挫折的时候很多人不理你，做事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那么执着，也有低潮，大家会对你的做法不认同，一年有九个月的时间我会完全没有工作，那是在1987年左右有九个月的时间完全没有工作，一个人都不会来找你拍戏。在香港当时在1997年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转换期，也是停止了工作的那一年，这两个阶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要记得你自己成功的时候，就要预备了你失败的可能，人的成功不是永恒，所以我在这点来说对自己很深刻，我也去劝所有的现在所成功的人士，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请你珍惜今天，你未必永远都成功，到了你不成功的时候回头看你成功的时候，避免这个痛苦，那么你现在就要注意要谨慎、谦虚，不断地努力，你才会把成功尽量拖长，人总是有高有低，没有永远的高，也没有永远的低，在你高潮的时候你珍惜，就会把这个高潮处长一点，否则你很快就会失败。

记者：你在做《卧虎藏龙》时，你主要的构想是什么？
鲍德熹：《卧虎藏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我当时去见李安的时候是在北京，他在北京筹备，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剧本，他只是告诉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就感觉到李安没有想过我会去拍一些中国山水画的感觉，山水画的黑色和白色的反差是比较低的，第二就会预留许多高度，人的头以上是天或者以下是水，中间是山上面是云彩，中国的山水画永远是这样，永远是有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把中国山水画的感觉放在里面，色彩不要太油，不会太强烈，红的不会太红，蓝的不会太蓝，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浓缩在中间，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做整个电影，当然《卧虎藏龙》从整个颜色、色调上分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前半部分，我们的色彩都用一个温和的发正常的色彩来拍，到了整个大漠回忆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很浓的金黄色的色调来表示大漠的风光，来表示她的感情的浓烈，到了最后这个阶段由于这个戏是个悲剧，而且到了南方，所以就用了绿色的色调，包括竹林，和当时的树林，和包括整个文戏，最后在武当山上要跳下来的那段，也是用绿色做背景，所以《卧虎藏龙》是三部曲，三个不同色调组成的，因为故事也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当时创作《卧虎藏龙》的时候总是在想这三个不同色调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包括美术的彩色，服装，出来的颜色会怎么样，这一点来说会跟导演有很多的沟通，我觉得《卧虎藏龙》是一个看起来很古色古香的感觉，这一点来说在中国比较近代的电影比较少有的，这是给外国人看到的时候很可能会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带着一种新鲜感。《卧虎藏龙》竹林这一段，我们选择了浙江安吉县，全市最大的竹林，来竹乡拍摄，我和李安有一个共识，我们通常拍的动作片都是仰天低角度来拍，我说可不可以我们不用这样的想法，到底是说两个演员有一点意乱情迷，然后飞到竹林当中，去寻找对方，去认识对方，等于周润发作为武当剑法的继承人，武当剑法是不传给女弟子的，他就追着女弟子硬着要强迫女弟子交给他剑法，这个男人在找寻他一个迷悯的爱情，在意乱情迷这一段当中，我们用了很多竹叶，他们两个人隐藏在竹林当中，好象在隐藏自己的内心，而且在摇晃不停的竹林当中我们用了很多高的角度去拍，所以变成了好象一个绿色的迷网在一直在他们背景的当中，我们避免用低角度仰天拍摄，我们很多时候镜头用的很高，用遥控机器，放在吊机上，难度很大，地面是泥地，可以想象那个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追寻的拍的是一首诗，所以我们在那里拍摄十二天，很多近的镜头不是在竹林上面，拍高处的时候，我们的镜头要吊在60高尺的高空，等于20米的高空，这一点来说对演员对我们拍摄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绿色的迷网是我们，是我觉得经色最能代表南方的特色，衣服是淡黄色夹在绿色当中，两个人都穿着浅色的衣服，在绿树林当中飞来飞去，两个都面对着，好象是一幅画，一幅山水画，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幅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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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9 11:08 | 只看该作者

记者：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感觉跟普通的功夫片不一样
鲍德熹：这是李安很重点的想法，想把《卧虎藏龙》拍成一首诗。

记者：《卧虎藏龙》实际上很成功，这部片子对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变化？
鲍德熹：绝对有变化的，首先是它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得到八项奥斯的提名，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奥斯卡不是一个终结，是一个开始，开始意味着给了你这样一个荣誉，要鼓励你不要停顿，要继续努力，就象我刚才所说的，这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认为原来给了你荣誉的最重要的是启发你将来做不同的事，继续不停的创作，任何时候都不要停顿，你一停顿一重复自己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在这点是正面的，另外在压力上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多过外来的压力，我觉得外来的压力是不要理会的，关键还是自己，我做事都把事情做的最好，不希望把它做的一般，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现在做的最好为止，在什么条件下把它发挥的最好，压力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有一个方面是有很多人认识人，不象以前那样，你去拍一部戏，别人会问你你拍过什么戏，你是谁，在这方面是很方便的，绝对是《卧虎藏龙》给我带来的正面的东西。

记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鲍德熹：我有几个计划，我非常希望能够重拍中国的爱情历诗《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自己最希望做的一件事，现在剧本已经开始筹备，我希望能够在两年或三年之后去进行这件工作，因为这是我自己最想要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们可以一完全把它改编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而且我非常喜欢当时搞战年代的背景，另外美国的影片要来找我做拍摄，影片正在洽谈之中，另外下一个是杨紫琼的《花木兰》，也很可能会筹备，所有这些东西，关键是不管下一个工作做什么，永远丙承这个宗旨，就是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跨越，是不是，尽是不要去重复自己，尽量去找新的创作题材，新的不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是永无止境的，不是坐在一个位置上重复自己做的事，这是我老是警惕自己的，到了那一天，我重复自己了，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说，赶快退休不要再拍戏了，最多做监职了，不要再做导演了，不要再做拍摄指导了。

记者：你对做导演和做摄影有一个什么评价？
鲍德熹：我自己觉得导演我还是需要更多的实习，需要更多的努力，做导演我自己觉得永远是有好的故事，好的题材你自己发挥，你可以用很多你过去的经验和生活的经历把它摆在里面，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做导演永远是比较痛快的，自己比较喜欢的，做摄影是很好的，是把别人想的东西你下放，你在影像过程中你已经是一种翻译，一种创作了，你跟不同导演合作，就可以看到不同导演的优点和缺点，自己去学习别人的优点，避免别人的错误，这一点来说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不管导演将来是中国人或是老外，这都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同去了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制作，这两个我相信都会同时的存在但是现在暂时的工作以导演为主，一定会在摄影的基本上去做。

记者：你在摄影方面跟其他香港的摄影师有什么不同？
鲍德熹：我不能说有什么不同，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做法，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那种没有内容的镜头美，不去追求一种单纯的美感，那种诗情画意，我觉得任何摄影的生命力在于故事的本身，我们去把这个故事用最好的东西衬托出来，而不是去把它盖住，或是把它无缘无故推到过高的位置，名不符实，如果故事需要我们去朴实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虚化，如果故事需要我们去把美感突出来的，我们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把它拍出来，所以我的整个摄影过程当中我会非常的着重剧本本身的内容，而且把这个故事按我自己的演艺把它发挥到最高的位置，最贴切的位置，如果说我跟别人有一些不同，可能是我跟剧本，跟导演和演员沟通的合作，我是很追求完美的，是很追求导演的意念是在哪里，因为有些导演是很容易把他的意念告诉你，有些导演的意念是要挖出来的，要在跟他谈话当中不知不觉的透露，或是可是理解或是通过谈话，在这点跟别人不同，是我跟导演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每一部戏就好象跟这部戏去谈恋爱，跟制作谈恋爱，跟导演谈恋爱，跟剧本谈恋爱，绝对是恋爱的关系，你要跟东西发生感情才会探讨，所以我人生当中有太多次恋爱的经验，我很珍惜每一次恋爱的过程，要百分之百的投入，不要把它看成单纯的工作，如果是单纯的工作或是摄影或是导演我觉得太没有意义了，我太不愿意干了，我会在明天就说不愿意干了，我每一次对工作都是一种爱，我想在有限的能力下做的最好，可能这点跟别人有点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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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拍电影是国际化的，国际化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变化吗？
鲍德熹：现在我不需要陷埋，香港电影正处于一种非常的低潮，香港电影从每年的200多部降低到几十部，几十部当中甚至是一个星期都不会有一部，越来越少，现在正在拍的电影好象有两部或三部，很多人都没有事干，现在的香港电影要转型，以前的动作片不管怎么样打都打不死，打来打去还是这样，这是一个模式，全世界的观众都看有腻了，现在要找新的录像，新的剧本，而且是新的市场，以前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是为了亚洲的电影市场服务，这已经不够了，因为现在整个亚洲的市场都在緌缩当中，要突破新的市场就一定要走向国际，拍的戏不光是给亚洲人看的，还要给美国人给，给欧洲人看，在题材方面不要总是按照香港旧的题材旧的模式，当你给别人看的时候，就等于你要发行一个玩具，一个玩具拿来中国受爱，是不是也要根据中国市场人的爱好来研究，拿到美国去，是不是也要根据美国人的口味去开发，所以这样就出现了国际题材的电影，国际题材的电影好莱坞已经做了很多，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就要找到什么样的类型，我们要拍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说迎合市场的需要，并不是要拍他们自己的电影，是要拍他们能够接受的电影，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在努力当中，需要给把这个型转一转，把这个路搞宽一点，不要在亚洲这个区域把它带到国际上去发行，这是我们现在香港电影人现在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能做到这样，能够利用市场更活跃，有更多发展的机会，我也希望更多香港人去拍国际的电影能够成功，能够卖的好，不光是只是我们的《天脉传奇》或《花木兰》或是跟着《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管在哪里拍，关键是题材本身有没有国际共鸣出版。现在还没有正式落实《花木兰》的工作，我不好讲很多关于《花木兰》的事，也许以后不是我来拍，以后请你们来现场看，我通常不喜欢谈一些我还没有确实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多好的故事，我们是需要重拍的，我觉得以前有很多好的片子，好莱坞有很多好的戏都是重拍的，象《指环王》重拍了，这是第二集，《蜘蛛侠》第二集，《二十世纪杀人网录》第二、第三集，《小老鼠》已经是第二集也，不知道有没有第三集，好莱坞也在寻找新的题材。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有一个另一个时代的乱世佳人，一个非常深刻的爱情故事，这是我最想拍的，当然剧本会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管是从感上说我们中国的地理面貌，说我们中国人的感情非常贴切，我希望有悲喜交集的电影，当然故事的内容将会和以前的不同，而且时间也不会是四个小时，将会是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对很长的电影有一种抗拒，觉得还是两个小时比较适合，投资很大，我们要用很多新的科技把当时年代整个实实在在的面貌表现出来，这需要很大的投资和精力来做，我监制和导演，摄影还没有定，任务太艰巨了。

记者：你再回忆一下你得奥斯卡奖时候的情况？
鲍德熹：奥斯卡拿奖完全是一个惊喜，在1955年和1962当时的一个华人王中占就拿了最佳摄影奖，他是美藉华人，他不是外藉，到底美国人给美国人，现在提名有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觉得当中就是美国人永远觉得电影摄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是一个艺术和技术互相存在的部分，摄影是从欧洲开始的，他们认为这个奖奖给别人是一个很大的考虑，这是我觉得自己不会成功的主要的原因，当然他的观念有改变，奥斯卡有七千五百年会员，最终的结局由七千五百个会员投票决定的，谁都不知道比赛的结局谁是胜者，这一点来说我是比较高兴的，美国人从这方面来说有所改变，他们没有把种族的问题，不同肤色的问题看的这么严重，他们居然给了我们四个，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范围扩大一点，奥斯卡提名以后，叫到我的名字以后我非常兴奋，李安导演也很高兴，上台后我感谢曾经帮我的人，我要在四十五秒中要把感谢的人都感谢，我最感动的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台后，有三百个穿着晚礼服的记者全部排好在高台上，三百个人同时用闪光灯同时照我，你一看到黑色的海洋不停的闪光灯，一时感觉到我十八年来都是去拍别人，现在是人家拍我，那时突然间会觉得很兴奋，但那个兴奋两分钟以后就没有了，跟着就很平静我，后台接受采访，讲话时一切都很平静，我拿了奖以后给自己的压力是继续拍好点，继续给大家带来娱乐和欢乐，千万不要自满，千万不要觉得这就是事业的顶峰，这才是开始。当时他们打电话高兴的不得了，刚刚之前要宣布摄影奖的两个项目，我去洗手间，谁知道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已经关门了，当时李玟在唱《卧虎藏龙》那首歌，就要颁布最佳摄影奖了，我说最佳摄影奖马上就要公布了，如果不是我没有问题，如果是我，我肯定要冲过去，当时有一个摄影师拿着摄影机和一个工作人员跑到我的座位身边，在寻找我在哪里，我在门那个位置向他们招手，我刚好坐下来的时候，就宣布最佳摄影的提名。到了要拿这个奖项的时候可能有节外生枝的东西，等于人生当中要拿这个奖项有很多做的事情不管怎么努力，未必会成功。
鲍：我觉得电影从外观来讲电影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电影艺术跟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电视剧用一个很长的时间说这个故事，电影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浓缩的艺术，比如画画，艺术，照片，包括音乐，舞台的跳舞、演出话剧都没有电影集中了各项艺术的精华都在电影里面，而且是两个小时的时候，它的传播能力是最大的，我感觉电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第二，我觉得既然电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它有两大艺术范围，一个是完全艺术电影，一个是商业电影，两者共存，没有了商业电影就没有观众的大部分，没有了艺术电影，那么电影也没有发展的余地，我们看的时候就不会把它当成艺术来看，这者都有它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这是电影最外观的，对我来讲电影是我的生命，我完全不能想象我自己不干电影的时候干什么，不是失业，而且是精神空虚，最自己的最大的长处是去搞电影，将来我可能是退而不休，不做导演不做摄影，而且还从事电影的某一个职业，总之会跟电影有关系，我觉得电影会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人看法当中，电影绝对是令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我们的未来和憧憬有更多的向往，我们对悲欢离合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希望电影带给大家是正面的信息，希望大家从电影当中得到无数个个人的，每个人看第一部电影都会有他自己的共鸣，我觉得电影会给大家共鸣。
鲍：有人说我是四不象，第一我十三岁之前在香港长大，是香港的小男孩，当时香港的文化影响我，青年时期在国内生活了十二岁，然后回到香港最重要的是去美国念书共四年，回来后第四个阶段在香港和国外工作，我自己觉得原来很奇怪，别人说你学了电影以后，这前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教书的经历，银行的经历对你完全没有用处，那只是你长大的过程，你任何的经历都对你有关键影响的作用，我举个很有影响的例子比如拍《天脉传奇》，整个戏都在国内拍，从筹备到拍摄，经历了这么多事，人与人之间的事，跟每个地位的合作，跟导演的跟演员的合作，所有的这些经验都要把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跟人相处的东西全部都要拿过来，这还不止，我要控制两千万美元的制作费，所有这些东西要考虑拍这个要多少钱，找人要多少钱，所有的钱的东西加过来你才知道你需要这个还是不需要这个，你怎么才可以维持你的预算我原来做银行的经验全都用上了，做导演的时候，不光是跟杨紫琼和中国演员，更重要的是还要跟好莱坞的演员，你要跟他沟通，你要把你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所有的经验，包括相处人的经验，在美国拍戏的经验，看导演跟演员沟通的经验，副导演跟演员的经验全都要拿过来，原因是你不去处理谁去处理，当我们在零度非常冷的时候去拍卡尔加的室内的戏，那个好莱坞的演员要把手放在冰上，那时室内温度是零度，他穿的是夏天的衣服，很薄外套，在那种环境下把话讲出来，演员要求要排戏的时候一个火炉，在拍的时候再拿走，所有演员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但我们每次都要做到呢，在很冷的时候演员演不到戏了，会发脾气，我们要做一些他们应该得到的处理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象不到原来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经验全部用在小电影当中，我劝大家你所遭遇的一切好的和一切不好，请你不要认为不好的就是你倒霉，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是无论花多少钱都学不到的经验，为什么我一直在拍戏的时候老是在学习那些导演和制片人的优点，好的尽量去发挥就成更好，我觉得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都来不及自，来不及觉得自己很棒，你所谓的棒在今时今日别人觉得你棒，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从头再来，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我，我都不会满足，永远不停地前进，这是这么多年的生活，不管我们有多少成就我们都没有自满的理由，但我们不需要悲观，一切都会有更好的理由。
鲍：我觉得杨紫琼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员，我没有见过一个演员是这么专业这么认真，这么集中，演员都是受保护的，她是特别的脆弱，对于杨紫琼是一个特别没有架子，非常专业，非常准时，从拍《卧虎藏龙》开始，我就第一次跟她接触，以前没有跟她合作过，她给我总的感觉是非常守时，准备工作做的很好，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她的母语是英文的，所以她要讲普通的时候，要翻译成拼音，还要把对方的对白弄清楚，我觉得做为演员是很不简单的，再有她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女孩子，虽然她很年轻，她上妆以后就绝对是一个演员，她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人，我觉得像这样的演员是很少的，很值得我们珍惜和敬仰的。
鲍：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电影当中了，我的个人生活都是电影，我的业余生活爱好也跟电影有关系，不管是音乐、电脑、看的电影和我的兴趣离不开电影，但是人是有感情的，我觉得还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缘分的安排，有时候你有一个家庭很可能变可负担，有些人有一个家庭很可能变成他的辅助，很难说将来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可能这个人是遇不到的，将来是一个孤独的人，不管怎么样，电影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孤独，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在这方面我会感觉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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