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 方·Bow Fong] 鲍方与《屈原》拍摄

|纪实摘要|

  “文革”时期,香港著名演员鲍方“斗胆”向他所在的“凤凰”公司提出拍摄《屈原》。他在公司高层领导的选题会上有理有据地说:“现在拍摄这部影片,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我主要是从毛主席那里得到的启示。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临别,还赠给他一部《楚辞》。我想,毛主席绝不至于将《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当作中国的‘牛鬼蛇神’,而将他的诗篇送给外国贵宾。这不啻是一种间接的肯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次,内地1972年以来,已经恢复了故事片的生产和发行。我们作为一直亲近大陆的‘左派’,如若拍摄出这样一部古装片,正好也可以重新敲开在内地公映的大门。”
  鲍方这一论断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1974年《屈原》上马了。
  1975年,大陆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一时间拥护法家、打倒儒家的声浪蔓延全国,不但把史学界搞得乌烟瘴气,也间接影响到屈原这个人物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的争议。
  《屈原》开机,需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梁威林、宣传部长黄光宇审阅和批准。黄光宇很担心,屈原到底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这可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鲍方为此专程又跑到广州,找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们请教,得到他们的一致答复:屈原是反对贵族阶层、反对奴隶压迫、反对战争和诸侯割据的爱国人士,有明显的法家倾向。鲍方这才松了一口气,迅速回复黄光宇,影片拍摄又得以进行。
  在后期制作时,鲍方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推介和试映工作。不料,当人们正翘首以待想来观赏这部影片时,突然一夜之间,街上的大广告牌全部消失了,报纸登出了“拷贝故障”,《屈原》改期上映的启事。一时围绕此事,街谈巷议,好生奇怪。其实,这并非是“拷贝故障”,只是没有办法的借口而已。原来,香港著名作曲家黄在看了《屈原》的试映片后,当即在《明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洋洋洒洒地谈论《屈原》,其中画龙点睛的一笔,竟然写道:“戏中的南后,像是影射江青。”鲍方手捧报纸,心中震惊,新闻就像一阵风,一旦传到北京,特别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得了!鲍方征求公司意见后赶紧暂时停映,然后观察情形,再采取必须的措施。
  1976年10月,香港“左翼”电影代表团到大陆参观学习,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喜讯!这时,最为支持香港爱国电影的廖承志,兴冲冲地赶来接见大家,并用力拍着鲍方的肩膀,爽朗地笑着说:“你的《屈原》可以解放了!”
  鲍方一回到香港,马上展开新一轮的宣传攻势,影片不但在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同步上映,而且还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大陆放映的香港电影,使鲍方红遍香江内外、大江南北。
  (摘自《大众电影》第11期作者刘澍文)

谢谢LZ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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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资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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